@reading 《上海生死劫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又名《上海生与死》,亦名《生死在上海》;郑念 Nien Cheng。
国内出版社均有删节,我看的是网络补全版。
文笔优美,情感细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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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这是一种有准备的失礼。一九四九年解放不久,我居住地公安局一位负责人,初次在我家进行察访时,也是这样。他一进大门,就粗鲁地把老赵一把搡在一边,自说自话踩入我的客厅,并且"卜"一下,把痰吐在地毯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以粗鲁的行为显示自身权威的人。以后,我曾目睹有的基层干部,也经常如此,故意用过度粗鲁的行为来掩饰自己内心所滋长出的那种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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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以来,我曾仔细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写的一些理论文章。我感到,社会主义在中国,似乎只是摸索试行的阶段,尚未形成一套固定格式。我想或许是共产党的政策经常在变动,致使它像天平上的砝码一般,一直在左右移动着,当情况走向极端化而发生问题时,北京方面就执行一些调整的措施,然而有时也会矫枉过正,便再进行调整。但其关键在于,吃大锅饭的经济制度阻碍了生产力发展,而中央的经济计划,又顾不了基层的实际情况,从而影响了群众的积极性。
  当上面的政策发生了变化,价值标准也就有所政变,昨天认为是正确的东西,今天可能就不对了,如此摇摆不定。因此,基层领导的指示和措施,仅能在一个时期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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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罪行名目,我并不惊讶。因为我知道,一旦某人被揭发出来,他会一无是处,而任何错误表现,都是算在受资本主义影响这笔账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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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他主要问题是在精神体力上已过度虚脱,致使他完全屈服了。我肯定那得归功于"帮助"他的人花了几天甚至几星期的昼夜不息,对他不断的审问及施加压力。大家都知道,当一个人处在体力瘫痪、精神崩溃之际,什么都会招认的。这种逼供方式被称为"疲劳轰炸"。
  要是仅从我个人方面来讲,这次会上的一切表演,可以说对我是无关紧要,毫不相干的。但即使如此,却也令我发指。这次"斗争大会"对我产生的第一个想法是,以如此野蛮的手段来对待一个人,竟发生在我可爱的有着五千年文化历史的祖国,这让我感到恶心和羞耻。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自身的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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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餐桌前入座时,薇妮望望我那幅浅蓝色的大幅油画,那是位名画家、原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林风眠的作品。这幅油画,是我那以蓝白色为基调的餐厅中的中心装饰。它在外形和色彩上,都和我陈列在餐具橱里的蓝白青花瓷器及康熙花瓶相配。
  "你听说林风眠有严重问题吗?"薇妮对我说。
  我感到不可思议。我知道那位画家为人民政府赚了不少外汇,政府以低价收买了他的画,然后在香港以二十倍或三十倍的价格出售。
  "他被指控宣扬西方腐朽文艺。但更严重的是,他里通外国,并给来访中国的外洋船船长递送情报。他家所在的里弄干部看到,常有外国人上他家去。"
  "呵!他的妻子和女儿在巴西。我可肯定,那位船长是来他家买画的。"我说。
  "许多画家都出问题啦。你的老师鲍小姐也受批判了。说是有一次她画腊梅树,她让上面的花枝都是往下垂的,没有往上攀,这就影射共产党要灭亡。"
  我放下刀叉,对薇妮说:"他们简直是疯了。古代画家描绘梅树,总是挂在悬崖上往下垂的。这并不是她发明的。"
  "你真不知道,他们可能也从未见过名家的画。美术部门中不少领导,根本都不懂画;也不要求他们具有区别水彩画和石版印刷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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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种不祥预感,一场大难将来临了。"薇妮神情戚然地说,"想想这些年来,我们活着,仅仅就是为着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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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重新回到客厅,我就把刚才那几个人与我纠缠不清时我所产生的几个疑问,一一对胡先生和盘托出:
"他们似乎认为,只要我认罪,哪怕胡编乱造,也无所谓。是这么回事吗?"
"就是。他们才不管什么青红皂白;只要达到让你认罪的目的。"
  "但那有什么好处?如果大家都作假交代,不是把他们自己都给搞混了?"我百思不得其解。
  "他们就是要你认罪交代,这是他们的职责。假如你违背他们,就表示你不投入运动。所以结果每一次政治运动来临,许多人就卷入了并作了多次交代。当那混乱过去以后,他们便会复审材料,有些处理不当的可能会改正。
  "那要等多久?"我问。
  "少强两年,或许等一辈子。每个单位至少有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的人会打成阶级敌人。这是文件中核定的百分比。"
  "太可怕了。"我惊叫道。
  "确实可怕。事实上,老百姓中哪有这么多人反对政府的?为了完成比例,某些领导往往把他们不喜欢的人,比如平时要发发牢骚的,不驯服的,都被列为敌人。但不管怎样施加压力,一个人总归不能任意作假交代的。"胡先生正式说着,对我慎重地注视了一下,以加重他语言的分量,完了他叉加了一句:"那就是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奉行的原则。"
  我这才明白,这是他此行的目的,他是来给我这个忠告的。他只是没有开门见山地点穿:不管受到怎样的压力,绝不能随便作交代。因为在中国式的家庭,但凡训练有素的佣人,总是垂手侍候在侧的,特别当有客人造访时。他不愿老赵听出他的意图。胡先生向来事事胆小谨慎,处处设防,不轻易相信任何人。
  "人的忍受,有时是有限的。但决不能因此轻易地、不论是非地胡乱写下些东西,以满足他们,希望借此从他们种种折磨中解脱出来。绝对不能这样做。他们决不会对你的坦白交代满足。一旦你开始交代了,他们会要求你交代揭发更多的内容,即便是假的。如是变本加厉地逼迫你,结果,你自己就会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这样的人,我见得太多了。"胡先生以婉转含蓄的语气说着,他向来不说"你应该如何……不应该如何……"
  胡先生的告诫既及时又珍贵。十分感谢他,出于对已故友人之情,冒险赶来给我这一臂之助。当他领会我己明白了他的来意后,他又与我讲述了些有关政治运动的一般常识。他告诉我,他是"老运动员"了,这类政治运动他经历得多了,因而也积累了一套应付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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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这一套只是骗骗老百姓而已。用不多久,他们会把每一个他们不信任的人都一一打倒。目前只不过针对着你而已。
  胡先生起身告辞了。他让我随时都可打电话找他商量。临走他又给了我一条最后的忠告:"有的基层领导干部,其实持有一种自卑感。他们虽然手中有权,但他们内心总有一种自卑。这是非常不幸的,因为这些人为了保持他们自己的尊严,就利用他们掌有的权力让我们过得不舒畅,或对我们进行种种刁难和侮辱。所以当他们盘问你时,你要表现得不卑不亢,千万不要触怒他们。他们是心狠手毒,什么事都做得出的。"
  "我不会奉承人,但我还是要说,十分感谢你给我的种种告诫,我会记住它们的。"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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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何苦要当个杂务工呢?按你的学历和经验,就是当一名普通工人,也绰绰有余呀。"
  他连连摇着手说:"在当前形势下,当名勤杂工也不是坏事。我们这些勤杂工是在车间外露天作业,在工棚里休息,即使车间里发生什么事故,也没人会把赃栽到我头上,污蔑我有破坏机器之嫌。在开展运功时,出于高度敏感,一个资产阶级分子,必定被列为第一号可疑对象。"
  发表完这通明智之见后,他就告辞了。当他与我握手道别时,他说:"要适应环境,要活下去。只有力图活下去,还可能看到我们的国家兴许会有变化。"

《上海生死劫》郑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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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的遭遇(读者注):
  我第一次遇见李菁,是在一九三五年秋天,那时,我还是一个初识伦敦的学生,她则刚从皇家音乐学院毕业。不久,她与一位中国官员结婚,跟他一起回国了。她在她母校,当时称上海国立音专当教授,担任钢琴系系主任。她的丈夫苏雷,是一位香港富商的儿子,在英国的中学及大学,接受了上流社会的教育。他生长于充满殖民主义色彩的香港,并对它抱极端的仇恨。在三十年代初期,在英国大学中涌现出一些杰出的、观点激进的作家和教育家,他们的宣传和报道,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成了一位偏激的爱国者,同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当共产党军队向上海逼进时,苏雷欣喜若狂,认为在中国建立一个恢复民族自尊的实事求是的新政府,已为时不远了。他不愿随国民党去台湾,并且还热诚地劝说他的朋友们,也留在中国,以迎接全国解放。一九五o年,在对大学进行改造的运动中,他的妻子李菁,被免去了钢琴系系主任的职务。当苏雷发现,接替她的那位党员,竟然不懂音乐之时,大为惊讶。一九五三年,共产党发起了三反五反运动,矛头开始对准上海的工商界人士及像苏雷这种曾在国民党经济机构服务过的官员,这时,他再次受到更为严重的打击。虽然事实证明,苏雷是清白无辜的,但他还是成为挨整的对象。他被迫停职反省,被运动领导人车轮大战地折腾、审问,还对他开了批判会。
  像苏雷这样的,都不能被一般的共产党员所信任,那么,如何让人能信服在这个由贫困者及受压迫者执政的制度下,可以让我们这些人脱胎换骨改造得革命化呢?抗美援朝后,人民政府愿与香港建立贸易往来,苏雷居港的家族,就趁机直接向北京方面提出交换条件,要求让苏雷出境赴港。因为北京方面已同意接受他家族的条件,上海当局也就只得批准他带着两个孩子离开。
  由于他们企图斗争一个竟敢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富家子弟的计划落空了,他们竞扣下李菁的出境证令她不能与丈夫及其孩子同去香港,借口为:上海国立音专的工作需要她。从此,她没在丈夫活着时再见到他,直到一九五七年她丈夫在香港逝世。自一九五六年共产党第八次全国大会后,空气较为民主宽松了,李菁获准赴港参加丈夫的葬礼,并得以探望两个孩子。从此以后,她就留在香港。直至一九六o年,她又被她魂牵魄萦的音乐学院邀回上海了。因为此时,她的孩子已由他们的伯父带往澳大利亚。
  一九六o年李菁回上海时,正值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失败而造成的困难时期。全市食物短缺,每天清晨,在公安局门口排起绵绵不绝的长龙,等着申请出境证。有人看到在这个时刻,李菁从富裕的香港回到饥饿阴影笼罩着的上海,就把她推出来作典型宣传。我在报上读到她回上海的消息。平时,报上是只刊登一些高级领导人或外宾的活动情况。这次,却把她捧得像只金凤凰一样来欢迎她;并请她担任市政协委员。这个机构是出政府所推选的文艺工作者、作家、宗教界领袖、著名工商业家及国民党高级官员所组成的,他们的任务是为他们这个层次的人员作榜样,拥护和宣传当前政府的各项政策,从而协助政府在各自领域建立一个拥护共产党政策的楷模。与此同时,政府也授予政协委员一些必要的特权,如分配他们一些较好的住房,能在指定的特殊饭店进餐,在那里能吃到一些不必凭配给券供应的、市场短缺的食物。
  极左路线表扬一个人,往往是只凭其利用价值而不考虑他本身的一些美德,虽然他们经常也谈谈道德。李菁是早在六年前,中国正值困难时期,担任市政协委员的。但这些已成为过去了。而今,她对他们已失却利用价值了。而且某些领导喜欢让人奉承拍马,绝对服从,而李菁偏偏对这两者都不擅长。事实上,她曾经跟我说过,这种政协会议让她十分不自在,每每要她对在极左路线干扰下的音乐及教育政策表示拥护时,她总是保持缄默。她对授予她政协委员这头衔,并不热心,这自然会触怒一部分人的。

《上海生死劫》郑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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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的遭遇(读者注):
她坐在餐桌边。嘤嘤地哭起来了。"他们在砸庙。"她抽泣着说。
  "谁在砸庙?"我问,"不会是政府吧?"
  "哎,都是些毛头小孩子,看样子是学生。他们说毛主席叫他们破除迷信,还说,和尚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
"那些和尚怎样了?"
"还能怎样?学生把他们包围起来,有些还挨了打。当我赶到庙里时,我看见他们都蹲在天井里。许多人在看热闹、其中一人说,学生要把庙宇拆掉,把菩萨烧毁,像他们在别处所做的那样。我亲眼看见,有几个学生爬到屋顶上,把花砖扔下来。"陈妈哭诉着。
"好了,别难过了,陈妈。你依旧可以在家里祷告。现在教堂已关闭了多年,基督教徒都在家里祈祷,你也可以这样的。是吗?不管怎么,今天是曼萍的生日,你不要掉眼泪呀。"
"是。我不在曼萍生日时掉眼泪。但我实在看不惯。"她收起帕离开了。
  然后厨师进来对我抱怨着,今天去了几次菜市。都未能买到生日宴上所需的菜肴。他述说,菜场里几个如他这般的大师傅,都被讥讽嘲笑是有钱人的奴仆。
  "可能,因为他们无货供应,不高兴你去买他们的东西。别发愁,就用你所能买到的菜肴就可以了,我肯定你能为曼萍的生日宴会准备一桌好菜。"我安慰他。
  我的厨师在菜场里所遇见的,是可以理解的。它反映出在反对资产阶级时激起的阶级仇恨,对一般老百姓来说,资产阶级仅指"有钱人"。但对寺庙里所发生的,我却感到不能理解。因为,庙宇是由国家管理的,和尚是国家雇用的。假若政府要改变政策。那么政府可以关闭庙宇,把和尚分配转业到其他部门,就像大跃进刚刚开始那样。事实上,静安寺是面向东南亚华侨及官方外宾开放的参观点,以示我国的宗教政策。我记得,在大跃进后,报上登过静安寺重新开放,和尚都重返寺庙的消息。我不懂,为什么现在会允许学生这么做,不知上海市政府是否了解在静安寺所发生的情况。

《上海生死劫》郑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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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朋友对话(读者注):
  "你想你会安然过关吗?"
  "我从未反过党,我也从不过问政治。我在国立音专毕业后就去英国留学,回国后又返音专任教,全部情况组织都了解。我应该没有问题的,是吧?但我不敢肯定,会不会发生啥意外情况。这次运动似乎与以往的各次运动不一般。"
  "如何不一样?"我问她。
  "就是这次运动,领导的态度也与过去不同。以往他们都很自信,且很有把握地领导开展运动。这次,他们自己似乎也有点吃不准。事实上,他们已有意识地限制揪斗对象,似乎他们也不愿扩大打击面。恐怕在大跃进失败后,领导们已不再相信政治运动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是永远正确的真理了。"
  李菁所说的一番话,意味深长,十分睿智。只是那时节,我们并不曾意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两个司令部间的夺权斗争。后来才知道,音乐学院党委第一书记,是属于刘少奇路线的,当江青要让她一个得宠的年青人来取代他的位置时,他被江青所属的亲信杀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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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
译者注:这里不是事实(指杀害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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