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ding 《上海生死劫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又名《上海生与死》,亦名《生死在上海》;郑念 Nien Cheng。
一个半月没读都有点快忘了。现在从在第四章开始继续看(有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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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别的好说。就很赞同这点:
“我根本不屑对他们作任何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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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文化革命仅仅是一场为自己澄清名誉的斗争。我不但要活下去,还要活得像花岗岩一样坚强。不管处于何种严酷的打击,都要洁身自爱,保持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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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好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尚未开化的野蛮生物,我与他们没什么可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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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卫兵造反派眼中,老赵不属阶级敌人之列。虽然他们认为他没有好好接受教育,社会主义觉悟太低,甘愿为我这样的人服务。我看他们挺随便地与他交谈,老赵也尽力与他们搞好关系。我们都坐在地板上,包扎着散落在各处的物件,红卫兵们兴奋地议论着他们上北京受毛主席接见的盛况。其中有几个曾参加过"八一八"(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的,高傲地侃侃而谈,详尽描述着他们的亲身体验。他们还谈到,驻京部队如何对他们热忱接待,供他们膳宿,还发给他们军装,并训练他们如何参加检阅。部队首长还亲自为红卫兵选择有关语录及口号。
他们的交谈很令人寻味。这似乎说明文化革命中,是解放军们在幕后支持并引导着红卫兵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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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想了解外边的形势,我每天都如饥似渴地读着老赵留在厨房里的报纸。一天晚上我进厨房吃晚饭时,看见椅子上有一张油印的传单,上面写着《红卫兵通讯》。大标题为"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它引起我的兴趣,我希望能看个明白。看看四周没人,我就偷偷把它塞进裤袋里,过后带到洗澡间去静静细读。自那以后,我总十分留心红卫兵们丢下的废纸。因为这些红卫兵传单都是夸大了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罪行的宣传。他们在打击这些敌人的过程中,肯定会泄漏一些有关受冲击的共产党领导人的情况,而这些领导人的名单,至今尚未向民众公布过。我特别对指控上海市委及市府领导人那些妄图"反对"或"破坏"毛泽东指示的报道深感兴趣。从这些传单内容看来,党内的两派斗争比我想象的更剧烈。这些红卫兵们出版的简报和传单是不经审查的,因此无意中会泄露一些党内斗争的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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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赵和红卫兵交谈及红卫兵的传单和油印件中,我了解到现在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红卫兵似雨后春笋般,纷纷与工人组织联合起来,组成新的造反派组织。我不知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达到某种个人利益呢,还是仅仅怕让人看作落后分子。这种形势促使群众纷纷被迫置身于这场大革命之中。
对资本家的抄家,对知识分子的出击,导致红卫兵们与造反派的私欲日益膨胀。迫害的手段也日渐毒辣残忍。他们急不可待地要把运动往纵深推进。看来,似乎极左分子的领导人想利用当时的形势及造反派的心理状态,把矛头集中指向上海市委及市政府,对他们施加压力,谴责他们包庇资产阶级,以反对毛泽东的路线。他们断言市委及市政府几年来,有意拒不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当然,上海市市委及市政府的领导,也并非初出茅庐的政界新手。他们经历过多次的政治风暴的激荡。他们了解毛泽东的一套策略就是发动群众。因此他们自己也采取发动群众的办法。很快地,他们也组织了自己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介入文化革命。他们与极左派展开大辩论,争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在口号及行动上,各派都竭力使自己表现得更红色、更残酷,更左派。因此除非两个组织发生武斗,打得头破血流,否则,你根本就弄不清各组织所从属的派别。与之同时,所谓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则在两派斗争的夹缝中历尽膳难,苦痛难言。因为两派都要显示自己对阶级敌人的嫉恶如仇。谁打击得最狠,谁就更显得掌有实权。
随着暴力迫害的形势逐步升级,文化革命也日益深入。对阶级敌人的打击面越来越广,牵涉的人数越来越多。一个新的口号给推出来了,强调要贬低和打击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弟。那口号为:"龙生龙、风生风,老鼠生子掘壁洞。"意为阶级敌人的子女,肯定也是阶级敌人。我真正想不通,怎么在一个信仰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国家里,竟会出现这么一个强调遗传学的口号。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思索这个问题。但打从这个口号提出后,曼萍便从群众的队伍里被清除出来,与制片厂其他一些阶级敌人,一起被关进了"牛棚"。关在"牛棚"里的受害者,所有的时间都在反复写认罪书,尽力肃清自己头脑里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个人主义。这一切我都是从老赵和另一个红卫兵谈话中得悉的。一次我听得老赵在我房间外大声嚷嚷着,说要给曼萍送铺盖和替换衣服去,因为她已关进"牛棚"不准回家了。晚饭时,我实在一口也咽不下去。但为了想了解到曼萍的近况,我只得假装着坐在厨房吃饭。老赵果然不负我一片苦心,我刚刚坐定,他便与红卫兵谈起曼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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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做过任何反人民反政府的事。亚细亚公司之所以留在上海,是因为中国政府需要他们而留下的。保留亚细亚公司上海办事处的命令是国务院决定的,经过周恩来总理等领导批准的。亚细亚公司对中国及中国人民一贯友好,并严格按照中国法律及管理条例办事。亚细亚公司的政策从不干预任何政治活动……"我说。
虽然我放开喉咙尽量把音量放大,但整个会场没有一个人能听清我一个字。因为大家都怒气冲冲,以一副义愤填膺的腔调大叫大喊着:"交代,交代!"同时又振臂高呼"不准阶级敌人狡辩!"等口号。红卫兵及造反派们则歇斯底里地围着我,杀气腾腾地对我挥着拳头,拎扯着我的衣服,还把口水往我身上吐,一边骂着:"臭特务!""臭走狗!""我们要把你砸烂!"等等。好几次他们用力推搡着我,差点将我推倒。
会场里一片闹哄哄,那些台上的人却满意地笑着,尤其那戴深色眼镜的,看到我在众人前倍受拆腾,更感到得意洋洋。但我能怎么办?辩解没有用,反抗更没用,只要我稍微动一动,他们就会跳到我身上将我活活踩死的。我唯有将两眼死死盯着远处的墙壁,木桩一般呆呆地竖立着,期待着他们的愤怒会慢慢平息下来。
总算他们的愤怒好歹平静下来了。那戴深色眼镜的说:"我们的耐心是有限度的。你犯有罪行,我们可以判你死刑。但我们愿意给你重新做人的机会,你是否愿意老实交代?"
场内大家都将目光投向我,等候着。我站在那儿已受够了他们的凌辱。我想,我理应仇恨在座的每一个人。然而,现在回想起来,最让我耿耿于怀的,是我的强烈的自尊,给无情地挫伤了。
此时我很想见见女儿。令我难过的是,我根本无法要求周围的群众了解我是无辜的,是他们错了。但由于他们所接受的有关阶级斗争的观念,并非开始于文化革命,而是早就己形成了。我与他们之间,已铪筑起一堵坚固的围墙,这不是我能在短时间内所能拆除的。
那人盯着我看了一阵,见我毫无反应,就朝站在与会者后面的一个青年招招手,人们纷纷为他闪出一条路,他向着主席台走来。我看见他手里闪着冷寒的金属光芒,那是一副亮锃锃的手铐。他把它高高地举扬着,为的是能让我看清楚。当他径自走到我跟前时,那主持会议的入又问了:"你交代不交代?"
我轻声回答道:"我从未做过任何反人民反政府的事。我积外国政府没有任何关系。"
"过来。"那提手铐的青年说。
我跟着他走出大楼,其余的人也尾随着跟出来。夜的气息,沁凉清新,我觉得自己的思绪,一下子清晰起来。
在学校进口处,停着一辆市公安局的黑色吉普车。上海市民对这是不陌生的。我和红卫兵造反派,亚细亚公司的旧职员及看热闹的过路人,围着吉普车站着。
"你到底交代不交代?"那戴眼镜者又问我。
我默默吟诵着《圣经》二十三章:"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你聋了吗?"
"你哑了吗?"
"快说。"
"老实交代。"他们大声吼着。
那戴深色眼镜的和公安局的青年十分停细地注视着我。他们以为我的沉默是屈服的表示。我觉得自己必须再表示得勇敢点。事实上,背诵了《圣经》后,我已觉得坚强多了。我站在威胁着我的黑吉普车边,那天晚上,我再没比这个时刻显得更勇敢、更坚强了。
我昂起头,宏亮又毫不含糊地说;"我没有罪!我没什么可以交代的。”
这时候,反倒没有人窜出来叫喊了。可能那些红卫兵造反派及围观者,也被这种紧张严肃的气氛给唬住了。我话音刚落,那戴深色眼镜的人做了个手势,随即,我的手被扳到背后,那青年给我扣上了手铐。我听见一位老者,在边上深深地叹了口气。
忽地一个女孩子冲上来,神情焦灼地对我说:"交代,快点交代吧。你要被关进监狱去了。"她那清脆彻亮的嗓音飘过嘈嘈沓沓的马路,就像一串诤琮作响的银铃。她就是抄家时,坐在写字台对面保管我首饰的、那位面色苍白留短发的女孩子。出自一时激奋,她竭力想挽救我不进监狱。但另一个女人立即将她阻挠住,并将她拉往学校大楼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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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结束。开始第五章。
“只要他们不杀死我,我决不放弃对他们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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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第一看守所是上海第一流的看守所,专供关押政治犯用。常有天主教神父、国民党高级将领、著名的企业家、作家及艺术家被关押在这里。可笑的是,这所监狱并不是在解放后造的,而是一九四九年前国民党政府囚禁共产党员及其同情支持者的场所。
监禁政治犯的看守所,对任何执政政府来说,都是个要害之地。我的桀骜不驯的脾气,竟使我对进看守所后将碰到的际遇感到兴奋。一下子,我竟忘记了自己身处的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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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我送入第一看守所显得十分轻率,毫不介意似的。那坐在账台漪的男人和女看守,都把这事作为例行公事来办。在他们看来,我进看守所是小事一桩,很是正常的。但对我来说,跨入监狱的大门,则是我生命另一章的开始。在这个阶段,我为了争取生存,为了进行正义的抗争,令我的精神更坚强,政治更趋成熟。我可以有一段比较充裕的时间来静静回顾我的以往,及一九四九年后所发生的一切。这也令我对我本人及我所置身的环境,有了更深刻的领悟。虽然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夜晚,我被逮进看守所时,未来已是不堪设想,但我却一点也不感到害怕。我相信公正的上帝,我坚信他能带我脱离地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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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我能见一下这里的负责人吗?"我问。
"急什么!你才刚来,那些审判员准备好后,自然会找你的。目前,你只需考虑自己的罪行。在他们来找你时,你必须彻彻底底交代清楚,以示你真心愿意接受改造,争取宽大处理。假若你能揭发他人,还可以将功赎罪。"
"我并未犯罪。"我强调自己的无罪。
"你们这批家伙,初来之时总是这么说。这是最傻的态度。你想想看,上海有那么多人,为何别人不进来,独独你却进来了?那你肯定是有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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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来,中国老百姓已学会了读报的唯一方法就是,细细领会它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他们除了注意公开的新闻外,也注意被封查的新闻。事实上,在中国,真正的新闻并不来自报纸,而来自民间传播的政治杂谈。老百姓常以含蓄的语言或各种手势来进行不指名道姓的交谈,称之为"小道新闻",意思这新闻不是公开来自政府方面的,在共产党解放中国之前,他们的地下党组织也曾利用这种"小道新闻",有力地破坏了中国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信任。现在,他们自己也尝到这个滋味了。老百姓不相信官方的新闻报导,认为从那里得不到真实的新闻。自然,他们就会相信来自民问的各种政治杂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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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看守的对话:
"我要求审问员进行全面调查,澄清事实。"
"澄清事实?"这下他真的有点觉得莫名其妙了,"什么事实?"
"把我关到这里的误会。"我说。
"你进来,是因为你对人民政府犯下了罪行,根本不存在误会不误会的事。别瞎三话四了。"
"我出生出世,从未犯过什么罪。"我坚定地说。
"你没有犯过罪,怎么会把你关进来的?你进来就说明你是有罪的。"
他这种逻辑推理让我毛骨悚然。他这一论点是从党和政府绝对正确的定理中推论出来的。但我不能与他辩论,因为我不愿得罪党和政府。因此我只能说:"老实说,我从未犯过罪,肯定是你们弄错了。"
"可能你自己做过什么事却忘记了。一般犯人,是需经过审问员的帮助和启发,才会交代问题的。"
"我想假如我犯了罪,一定是忘记不了的。"我跟他说。我回忆着过去听说过的许多诉讼案例,当犯人在作交代时,审问员提供他许多需要服罪的材料。最后,法庭把这些罪行一一记录下来,再栽在那犯人身上,把矛头对准那犯人。
"可能当时你没意识到自己在犯罪,也可能你现在头脑还未清醒过来。"那看守说着,口气倒挺诚恳的。
有无可能我自己认为是清白无辜,而在别人眼中,却是反党反政府的罪行呢?虽说我向来做事小心谨慎,一贯循规蹈矩,紧跟政府,认真学习各项有关政治经济的重要政策,但我却从未读过人民政府的刑法。我决定要即刻补上这一课。因此我就对那看守说:"如此说来,我倒想借几本有关法律的书籍,来对照一下我是否真的在无意中触犯了法律。你是否可以借几本法律书给我?"
"什么法律书?你那套倒真像那些运动中揭发出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作所为。你想把法律、规章等条条框框都搬出来?我们是无产阶级,我们不讲这一套。"他很冒火,好像我说他有法律书是对他的污蔑。
"如果没有法律,那根据什么来定罪呢?如何决定一个人是有罪还是无罪呢?"
"我们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他的指示就是我们判罪的标准。假若他划定某一类人是有罪的,而你是属于这类人的话,你就有罪了。这比根据法律来办事要简单多了。"他说。
在他看来,以毛泽东的指示来轻易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是最正确,最合乎逻辑了。而毛主席指示又是时时在变动的,根据不同时期的需要和特点,毛泽东有权对自己指示进行修改。有些指示的内容,又是含糊不清,这使基层干部无法结合实际情况去贯彻执行。把毛泽东的指示作为绝对正确的真理,也是对他个人崇拜的一个部分。要是那个看守人员本人也深受迫害,我可不知道他对这一切又会怎样想了。

读者注:有很多文档转化造成的语病,我看到的epub版本就是这样。一般明显的错别字直接就改了,实在不知道怎么办的还请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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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毛泽东著作,观察蜘蛛结网赞美上帝:

……我坐下来开始认真地学习毛泽东著作,我要从他的著作里寻找出迫害我的理论根据。同时,我也想利用他的理论来反驳指控我的人。我认定,我必得学会毛泽东的语言来说话,并要求自己在受审时,能滔滔不绝、稔熟地引据毛泽东的话语。
……
我有如目睹了一位技艺超众的艺术家,在进行一项建筑工艺,这令我生出许多联想。是谁教会蜘蛛这样按部就班地织网的?这种技能是否通过进化而来?还是上帝创造了蜘蛛,并赋予它具有织网的本能,从而令它借此得以觅食生存,一代一代连绵不绝?这小生物的脑部体积有多大?它结网的技能仅仅只是出于一种本能,还是通过学习训练而积累的经验?或许有一天,我要去请教一位昆虫学家,但眼前我仅以此作为我能肉眼目睹的一种极其美好而又令人振奋的现象。不论是否上帝创造了蜘蛛,但我感谢上帝令我亲眼目睹了刚才蜘蛛的活动,这是一幕显示生命奇迹的见证。它帮助我"看见"上帝在支配天地间的一切。我对造反派不再感到那么可怖了,我重又树立起希望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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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结束,开始第六章“提审”。

我激动得心里怦怦直跳,满怀信心地迈着步子。长时间一直盼望的时刻终于到了。我要与他们答辩,要求将我的案子进行实事求是的审核。相信作为一个国家审判员,不会与那般歇斯底里的红卫兵造反派一般见识。他们肯定是经过训练而且是具有责任心的,会甄别罪犯与无辜之众。

读者注:一些并不愉快的社会新闻阅读经历告诉我,接下来的事实或者结论应当难以回应作者的信任和期待↑

提审,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受到疲劳轰炸和恐吓;设法清洗被单;写审查要求的自传;观察小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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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生死劫》第六章节选,作者郑念。

待我坐定后,那审问员的目光,越过我肩头,看了看我身后那扇小窗,然后会意地点点头。看来,我的估计不错,外面确有人在窃听对我的审讯。顿时我觉得很失望。因为那个审问员不过仅仅是个傀儡而已,我还见不到真正的对手。当时,我是多么迫切想面对面地与那陷害我的家伙对质,以致可以牢牢记住他那番嘴脸,永生永世记住它!
那审问员用低沉厌腻了的口气,一一问了我姓名等情况,随后抬头看着我,提高了嗓门说:"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我想大约是监狱或集中营之类吧,因为人人都被拘禁着。"
"说对了。这是第一看守所,关押政治犯的监狱。这里是专门拘留审讯反政府反革命分子的地方。"
"这样说来,我不该进这种地方。"我强硬地表示。
他并不受我的话影响,继续高声往下说:"你被送进来,是因为你犯有反政府的罪。这是明摆着的。"
"你们肯定弄错了。"我说。
"政府不会错的。"
"你并不是一个不晓事理的红卫兵。你代表政府,你不能那样不负责地诬告我。"
"这不是诬告。"
"你说话得有证据。"我陡地非常失望。因为我企待了好久的审询,原来与我入狱前那些造反派的理论,竟完全一样。
"我们当然有证据!"那提审员竟厚颜无耻地威胁我。
"那你把它们摊出来呀!"我讥诮地说着要他摊牌,"何苦还要花时间审讯呢?为什么不把证据摊出来判罪呢?"
"不要低估了群众的威力,红卫兵造反派能为我们提供所需的证据。蒙混过关是行不通的。凡犯错误犯罪的,必须老实交代,并检举揭发他人。老实交代就可以从宽处理,检举揭发可以将功赎罪。"
"我不相信你们能找到陷害我的所谓证据。这并不是因为我对文化革命性质不了解,也不是低估群众的力量,而是因为我根本不相信,你们或其他人,会取得这些纯属乌有的罪证。我从未犯过罪,怎能找到犯罪的证据呢?"我说。因为他骗我说他已掌握证据了,我如此一讲,就可在气势上制胜他,从而增强自己的信心。
"把证据摊出来给你判个刑,这还不容易?但这不是我们伟大领袖的策略。这次提审的目的是要帮助你改变思想,给你一个彻底交代争取从宽处理的机会。只有如此,你才能与过去彻底决裂,重新做人。"
"我又不会变戏法,可以变成另一个人。我也不会交代根本不存在的事情。"
"或许你还没认识过来。我们是挺有耐心的.我们可以等待。"他双目紧盯着我,一字一字地说。潜台词就是,要以长期囚禁来威胁我。
"没有的事就是没有的,你哪怕等上一万年也没用。无论你等多久,你是改变不了事实的。"我也一字一句地,毫不含糊地回答他,以使他觉察我并没为他所吓倒。
"时光会改变人的。像你这样的女人,在这里呆不了五年,你的身体就会毁掉。到最后,你会哀求我们给你机会交代的。不然,你会死在这里的。"
"我宁可死掉,也不愿说谎。"
"不见得吧!要求生存,是一切生物的本能,人也不僦外。"
"我要遵从伟大领袖的教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那段语录不能用在你这种人身上,那是对解放军战士说的。"他愤怒地说。
"林副统帅说过: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放之四海而皆准,适用各人各事。"自我拆穿了那提审员的谎言后,只觉得精神大振,开始对这场审讯持浓厚的兴趣。这远比一人独呆在潮湿阴暗的牢房里好过多了。
冷场相持了一阵,那提审员又越过我肩头往我身后看了看,然后他说:"你很狂妄,照这样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你唯一的出路,是老实交代,端正态度。我的任务是帮助你全面领会国家政策,让你明确:除了老老实实,全面交代罪行,彻底悔改外,你别无出路。你可别无视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在这里的提审,与人民法院性质一样。你在这里讲话,必须绝对严肃。"
"难道我不可以期待政府主持正义吗?"
"正义?什么正义!它不过只是个名词,一个抽象名词,并无具体含义。不同的阶级有其不同的正义感。资产阶级认为剥削工人是完全正义的,而工人阶级则认为受剥削是非正义的。不管怎么说,你是什么人?有资格要求正义?在你坐在生暖气的房间里,而其他人却在风雪中冻得直哆嗦时,你想到过正义吗?"
"你把社会的正义和法律的正义两者混为一谈了。我很明白地告诉你,正因为我与已故的丈夫希望人民政府能改变中国的状况,使中国永远不再有人遭受饥寒之苦,所以在一九四九年我们才留在中国,不随国民党去台湾的。"我跟他说。
"不管怎么样,我们不必去追究有关'正义'的抽象概念。军队、警察、法庭,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专政工具。它们与'正义'无关。现在关禁你的牢房,是过去国民党反动派监禁共产党员的。现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用同一专政工具来对待自己的敌人。那些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这些动听的字眼,诸如'正义'呀、'自由'呀等等来麻痹广大人民,以压制他们的革命觉悟。你想树立正确的态度,就必得把这些垃圾从你脑子望清除出去,否则你只能是死路一条。"
他说的那套,对我及一九四年后尚在中国生活的老百姓来说,并不陌生。这是众所公认的马克思主义有关阶级斗争的理论。"军队、警察和法庭,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这番话出自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在五十年代,官方就是运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观点,来解释共产党的政权。
这次审问毫无结果。那名提审员绝没接触任何实质问题,因此也无法澄清事实。我本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早就定型了。我不赞成把人严格地划分作几个永恒不变的阶级,也不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我认为中国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团结社会各阶层重建经过长期战乱的新中国,而不是采取"不断革命"的理论。但我对这一切无能为力。不幸那位提审员并没有意识到这点,至少在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他仅仅是指望把我的思路搞混,交替用恐吓和诡辩,来压倒我的反驳。这次审问,仅是拖延时间,一次疲劳轰炸。因为感冒,我的太阳穴突突地阵阵发疼,因而我只能采取洗耳恭听的态度。
沉静了一会后,那提审员又接下去说:"交代问题的首决条件是认罪。你不但要承认对政府犯下的罪行,也要承认你对你自身意识所犯的罪行。认罪,就好比拉闸门,即便你暂时没想通,但只要能老实承认自己真的是有罪的,真的是反政府反人民的,这样交代问题也就会水到渠成了。"
他又停顿了一下,看看我的反应。他说我反政府。当然,我反对过政府的一些措施,诸如逮捕过一些无辜百姓,以人的出身来划定敌我等等。但我从未把这些想法讲给他人听过。当然,我也没有对这些措施进行过任何干涉。我只寄希望于将来,待共产党的政权成熟了,取得经验后,这些现象便会自行消失的。那位提审员企图对我灌输一套犯罪感。因为他很明白,任何一个国度的公民,必然会滋长过对某一时期政府的某些政策不满的情绪。他希望在我心理上设圈套让我上钩,但我一下就看穿了他的动机。我只是冷冷地坐在那里,毫无反应。脑子里尽想着政府的有功的一面:例如公共卫生的改进,对无业游民的职业安排……等等。总的来说,我一贯是拥护人民政府的。这令我有足够的勇气击溃提审员对我灌输盼犯罪感。这在以后长达数年的铁窗生涯之中,证实是一件无价之宝。
那提审员继续往下说:"你必须先回顾一下你的生活,检查你的家庭出身。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中,你要站稳政治立场和经济立场。你到底站在哪一边?你自己也清楚,你出身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拥有大量良田。几代以来,你们长期剥削着农民,靠着他们创造出来的财富生活。你的祖父父亲、丈夫,都是反动政府的高级官员,剥削人民,反对共产党。你不愿应聘去外语学院教书,却甘愿为外国公司服务。上海都解放十七年了,许多像你这种出身的人,都已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加入到无产阶级行列里,你却做了些什么?你对这一切视而不见,我行我素,依旧保持着那种生活方式,依旧一副资产阶级打扮,竟然还在公共场所与外国人讲英语以炫耀你们的亲密关系。
"你这样突出的表现,你想别人会毫无洞察吗?我们无产阶级已观察了你好几年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还想隐瞒吗?
"你是个很聪明的女人。你想,在你尚未全面彻底改造好思想以前,会放你出去吗?
"你进这里已有近两个月了。我承认,你的适应能力令我们感到意外。然而尽管你表现出一派若无其事的样子,但你肯定也感觉得到,牢房的生活是不好受的。冬天就要来了,我相信你有生以来,还没度过一个没有暖气的冬天吧?牢房里是很冷的,还有那令你难以下咽的伙食,这些我们都看到了。此外,你女儿呢?你想她吗?你难道不牵挂她吗?"
他又停顿了一下,见我还是默不作声时,他又说开了;"首先,我们要求你写自传。几乎全国上下人人都写了自传,唯独你的档案里,却不见自传。你要把所经历的一切,都一一写清楚。不要回避缺点,也不得隐瞒任何事实。我们要将这与我们所掌握的有关材料核对的。假若你遗漏了一些事实,那就是不老实。顺着年代写,从你的出身开始。我们据此来评判你的政治立场,看你到底老实不老实。"
那做记录的起身递给我一叠纸。我接过后,提审员就说;"纸不够的话,值班的看守会给你的。她还会给你笔和墨水。不准打草稿,也不要把写错的纸扔掉。写好后,全部交上来。"
他十分严厉地看看我,说:"回去后,好好想想今天跟你说的。写完后交给值班看守,我们会再传讯你的。"
审问室的门打开了,进来一个看守。我跟着他穿过长长的甬道,回到牢房里。我不知道我在那里呆了多久,好像已呆了整整一个世纪。我既饥饿又疲劳,更感到失望。
我把被褥堆在一边,将浸湿了的被单摊在作桌子用的床板上,拿起一块肥皂在上面涂抹着。完事以后,我对值班看守喊一声"报告"。
她来到小窗口前,给我一瓶墨水,一支笔。
"现在可以洗被单吗?"
"时间已经过了,等下次再洗吧。"
"但它已经浸湿了,已抹上了肥皂把湿被单搁一个月,是不卫生的。"我说。
不待我把话说完,她就"砰"一下关上小窗了。
整个下午,她都不住地打小窗的窥孔里窥视我,这样地张望几番后,又把小窗打开问:"你为什么还不写?"
"怎么不写?但我现在正在为这条湿被单犯难呢,它会发臭的,而我又没有替换的被单。"
大约为了保证我能写好那提审员交代的自传,她竟大发慈悲,叫来了那个在服刑的女青年把被单拿去洗了,次日,她就将洗涤得千干净净的被单还给我了。
那看守还是不住地从窥孔里张望着,为了表示我是在动笔了,我就把《毛选》放在膝上,上面再摊一张纸,又把墨水瓶放在边上。这样一来,那看守就再没来过。动笔以前,我得细细琢磨一下,那提审员让我写自传的目的是什么。他以全中国人民都写过自传作借口,这是毫无根据的。虽然从未有人要求过我写自传,但我相信与我居住区的所有居民一样,地区公安局已详细掌握了有关我的情况。十分明显,那提审员让我写自传的目的,是希望在我自己写的自传中,捞取一些材料作资本,以向我进攻。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我思索的是,在上海,我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养尊处优,结交外国朋友,穿旗袍而不穿解放装的女牲。但为什么别人都不进监狱,唯独我被关进来了呢?当然其他人肯定也受到红卫兵冲击,抄家,也可能挨过打,但我想她们不致全部被关押起来。因此这里有许多内幕我并不了解,我不能太傻,自投罗网,一五一十地把全部经历,内心真实思想及立场,统统一览无余地罗列出来。我还听说过,许多人被多次要求反复写自传。一旦他们发现每次所写内容都不尽相符,那又要被加深怀疑了。因此我只按年份写了一份简单的履历。假若他们再要我重写的话,那是很容易再一式一样复写一份的。
傍晚时分,气温骤降。到晚上,刮起了大风。牢房的窗被刮得咯咯作响,寒气,从关不上的缝隙中渗涌进来。我将手纸折起来,一一把那些隙道堵住。这时,我那小蜘蛛的网已给摧毁了。它不像过去那样再次结一张新网,而是垂下一根长丝,沿着它从天花板一角往下爬,待爬到地面时,它就磕磕绊绊地横着穿过地面。我俯下身去,想看看它到底想做些什么。我的小朋友看上去,已非常虚弱了。只见它艰难地爬行着,爬一阵,歇一阵,有时还会绊倒。我不知道,蜘蛛会不会生病昵?它是不是觉得太冷了?我全神贯注地看着它,缓慢地从这角爬向那一角,可能在寻找一个避风之处。最后,它在水泥马桶和墙壁的接缝处消失了。原来在一道裂缝里,它又筑了只小蛛网,但它没有从前那般完美了,但放出的丝,比过去粗。它编成一只有如茧子似的小囊,我想我的小朋友,总算有了个很好的安身之处了。这以后我上厕所,都小心翼翼地侧坐在一端,竭力不去干扰它。
次日早上,我就开始写自传了,下午就写好了。随后我就走到窗口叫着,:"报告!"
就是那个看守,走到窗口,我把写好的自传和多下来的纸都交给她。
"你写好啦?"她疑惑地问,眼睛扫了一下我写好的五张纸。
"写好了。"我答道。
"这好像太简单了,你全写上了?"
"是的。"
"怎么这样短?"
"是吗?但我反正全部写上去了。"
我本来以为她还会说什么,但她什么也没说就走了。这令我松了口气。整个傍晚,我都守候着那只小蜘蛛,因为它又放弃了那个新安好的家,重新吃力地踉踉跄跄地爬行着,最后,它径自向我爬过来。当它爬近我脚边时,我想它或许会爬到我脚上来寻找温暖,但它绕过我的脚,爬进床底下,然后就消失了。我等着它再爬出来,但几小时道去了,再也不见它出来了。或许床底下,是这间囚室最佳的隐蔽所了,我的小朋友准备在那里,度过漫漫寒冬。
次日清晨,当看守唤叫起身时,我在双脚落地之前,先小心往地上看一看,我的小蜘蛛是不是在那里。在我吃早饭时,我还是不断地细细打量着床边的水泥地,希望能够发现我的小朋友已恢复了活力。但没有,什么也没有,这令我很沮丧。我抬头看看天花板,连那张破碎的蛛网都不见了,那小东西的生命轨迹,竟一丁点都没留下;犹如这一切,只是我的幻觉而已。但当它就在那里时,它确确实实努力地工作过,为着生存,几次三番地编结着自己蛛网。那小蜘蛛尽了自已那份微弱的天赋,以争得生存的权利。我想,我也要像它那样,只要在看守所呆一天,就有信念尽力抗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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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讯的目的不是获取真相,而是要达成权力者的目标。作者内心很坚定,没有被提审员的逼供恐吓。当然屈服做假认罪也是饮鸩止渴。提了一些乱七八糟琐碎的事: 提审员⇒诱导认罪,说作者是外国特务。 作者⇒使用外交语气重复赞颂毛主席和马列主义。 提审员⇒普选投票迟到两小时,藐视中央政府的权威。 作者⇒不知情需要集中投票,知道后就赶去了。不过候选人都是指定的,我这票其实作用也不大。 提审员⇒污蔑作者的同事是间谍,指责作者也是间谍,诱导作者承认自己与外国人的恋爱关系。 作者⇒坚持无罪,要求恢复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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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结束。因为这串嘟文太长了,所以下次换一个新的。
看来,偏安一隅并非保护自我的良方。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

下为部分摘抄:
长久以来,中国人为了失去民族自尊而痛苦。那些从没有离开过故土、或与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常常把其他地区国家的人称为"鬼子",认为他们是不开化的,有着迥然不同生活习惯的一种动物,称他们为"洋人"或"洋鬼子"。中国长期所形成的闭关自守,极大地加深了中国人夜郎自大之感。当邓小平向世界各国实行开放政策之后,立即博得一片颂扬之声。显然,洋人带来了大量资金到中国投资;还互相进行意识上的交流。中国人民在这种外来冲击下苏醒了。为此,他们觉得痛苦、羞愧、自责。他们为了争取真正的"文明",开始对西方文化采取一种比较开明的态度。
我与那提审员,真的已没什么可说了。看他那声势,好像仅仅送我去劳改还不能使他满足,非得让我套上"特务"的罪名不可。我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在通常情况下,假如他们提出要惩办某人,是不大在意定罪的罪名的,有时候,这些罪名都是模糊不清,甚至根本没有罪名,他们的目的仅仅在于惩罚。但这次,从那提审员的态度来看,好像必需以"特务"的罪名来定我的罪,而不能是其他罪名。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一直等了好久以后才明白真相。
……
我所认识的欧洲人,不论是外交家还是商人,都认定大陆犹如一个充满着惊心动魄内涵的大问号。主要因为闭关自守的政策,令这个国家显得异常神秘。有些外国人到中国来,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文化持有兴趣。当他们有机会能与中国人交谈时,他们当然会有种种问题要问,但这些绝对与政治无关。身为中国人,我以为,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包括她的文化历史,她的奋斗目标,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但党内的激进分子,却看不到这些有利条件。他们想象任何中国人,只要不是作为共产党歌功颂德的宣传品,便是与国家作对。而每个到中国来的外国人,都是企图来挑刎共产党制度的过失与缺点的。因此他们总怀疑那些为外资公司工作、或与欧洲人有接触的中国人。
文革前,我有十分踏实的安全感,因为我与任何政界任重要职务的中国人,都不相识。因此没有这种可以获得国家机密的可能。而且我向来也十分谨慎小心,从不与我的中国朋友或亲戚提及任何敏感的问题。特别是共产党员。最后我的问题总算弄清了,因为文革期间,我的朋友和亲戚也都经过审查,他们都老实说我从未对国家机密表示过兴趣。
……
"他在红卫兵对他采取行动时自杀了。"
会不会因为他曾与一个英国特务接触过,以至红卫兵对他进行迫害了?上帝呵,我为什么要介绍他们相识!我真是太笨了,不了解在极左路线统治下社会的复杂性。因为同情而想做些善事,结果反使人遭灾。为此中国人有一种新的处世之言:"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就是个模范公民。"别人的经验之谈,我怎么没有引以为戒呢?我为这可怜人的死亡而伤心。
……
回到囚室,我继续在看守的暗中监视之下。一阵尖锐的痛苦啮噬着我内心,我觉得,那可怜的老人之死,我是有责任的。唉,要是我从未遇见过斯谷特或奥斯汀之类,那有多好!难道他们真的是英国间谍吗?就算他们都是间谍,也没理由把我关在监牢里呀。在上海的外籍侨民及外资公司的高级职员,经常受他们家中的保姆及其他中国方面人员的监视。而在办公室等公共场所,不仅常有公安人员或武装军人值勤,还有便衣及喜欢打小报告的极左分子注意着。上海和世界各地城市不一样,上海不存在个人隐私自由。假如政府真的对我和斯谷特或奥斯汀的关系有所怀疑,他们准可在几年前就开始有所行动。确实,我对许多事也不甚了解。那提审员很可能把我的外国朋友名单审阅一下后,就把他们认作秘密特务。斯谷特和奥斯汀,只是提出来恐吓我的两个为首人物。我已涉足泥潭之中,得步步小心谨慎,以免越陷越深。
自从关进第一看守所后,我常绞尽脑汁寻思,究竟为什么我会遭此逮捕?是谁在背后指使这一行动的?他们是真的疑心我犯罪,还是仅仅只是恐吓,逼迫我作出虚假的交代,以供给他们打击我的材料?薇妮似乎以为,因为亚细亚停止了上海分公司的业务,因而我必需受惩罚。她的分析对吗?
我细细回忆着与提审员舌战的幕幕场景,不禁想起我听说过的那些无辜受害者的种种传说。他们或被判刑或服苦役,这样一想,我的勇气动摇了。我感到非常恐怖。不仅因为害怕我将担当的罪名,也害怕自己再无法与提审员据理力争了。
夜晚,趁着这静寂的时刻,我作着每天的祈祷。但那提审员恶声恶气的嗓音似乎总在我耳边干扰着。我只觉得失望且伤心,似乎连上帝,也弃我而去了。
那晚,我做了个恶梦。那是我入狱后第一次做恶梦。我梦见自己,站在海边陡削的悬崖上,滔滔的海浪,一浪高过一浪地向我袭来,欲把我卷走。天,是黑漆漆的,我孤身一人站在那里,就像岩石那样,一动也不动……
我把被子拉起掩着脸,惧怕得暗暗地哭起来。过后待我重新睁开眼睛,只见那盏灯泡,从上面眼睛般地盯着我,用来遮眼睛的那块布,也掉在地上了。蓦地,我想起那看守会老往那窥孔里审视我的,我立时就控制住自己的惧怕之情。这时,听见楼上有移动插销的声响,这才知道这功夫,那看守正在别处押解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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