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ding 《上海生死劫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又名《上海生与死》,亦名《生死在上海》;郑念 Nien Cheng。
开始阅读第七章:一月革命和解放军支左。

很美的一段:
自十二月二日停止发送报纸后,我就开始在墙上轻轻地划了个记号,用以计算日期。待我划到第二十三条杠时,算来,该是圣诞之夜了。虽然已过了该上床的时间,但看守仍未通知入睡。我只能守着这寒气逼人的长夜枯坐着。忽地,楼上一个女高音唱起了圣歌《平安夜》,开始时仅是一种怯怯的试探,而后,歌声渐渐高亢强烈了,它抑扬着,如痴如迷地在被四方墙壁禁镏着的监房里扶摇而上,在阴森森黑洞洞的走廊里激荡,清跪而嘹亮,让我欣然又感动。她的歌声让我断定,这是一个职业歌唱家的嗓子,她可能惹怒了那些极左派而被捕入狱了。对我来说,在这个冰窟窿的牢房里,倾听一个看不见的囚犯难友引吭高歌《平安夜》,是这一生中所参加的圣诞音乐会中,最最隽永、含义无尽的一次。发现没有人阻止她,她唱得更放纵,一点没有胆怯犹豫的感觉。整幢牢房静静地,大家都在屏声息气地欣赏着那美好的歌声。
当最后一个音符还在空气中飘荡时,看守们踩着水泥扶梯蹬蹬上楼了。她们一边四下窜至各个牢房,一边查问着:"谁在唱歌?谁?","谁违犯纪律了?"但没有一个犯人答她们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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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政变,文革武斗广泛开始:

市委被造反派砸烂以后,我感到十分失望。因为我原先的一些盼望,都因此而破灭了。我的案子,可能要搁到市府各部门,包括公安局改组之后,才能解决。因为第一看守所属公安局管辖的。这个过程肯定时间相当长。尤其当新约领导机构遇到公开的或隐藏的阻力时,麻烦就更多了。我同时也认为新市委如要恢复他本身的活力并能顺利完成它的任务,必需看全中国其他各大城市的政权是否能迅速掌握在造反派手里。从许多其他城市里批判高级领导的报道看来,红卫兵及造反派在那里所遇到的阻力比上海所遭受的要大得多。
一九六七年春天,上海《解放日报》刊登了毛泽东号召解放军支左的报道。其中所提出一条毛泽东语录说:"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个军事组织,也是个政治组织。"从这个论点看来,很明显,红卫兵及造反派已无法依靠他们本身的力量单独来夺取中国其他部分地区的政权。然而解放军支左也不能立即满足他们预期的要求,因为有许多情况说明在红卫兵及造反派之间,解放军无法正确区别哪些组织是属于极左派的,以及哪些是属于极左分子要打倒的党内高级干部所属的派系。因为两者都表示,要忠于毛泽东路线。而且许多军队的将领们,本身就是当时他们自己所在地区的行政官员,如西藏及新疆。他们都表示自己是真正的左派,把军队的矛头指向红卫兵和造反派。因此两派之间,就引起了残酷的武斗,发生了许多流血事件。许多地区、军队因为怕犯政治错误,因此当着各个以左派自居的派别袭击他们的兵工厂时,他们对此也只能视而不见,装聋作哑。不过不管怎么说,在真相澄清后,依旧说明在全国极大部分地区、军队的支左,对帮助造反组织夺权,起着一定的作用。解放军的支左夺权,提高了军队及其元帅、国防部长林彪的威信。报上连篇累牍地登载着林彪站在毛泽东身边及与他并肩同行的照片,这些都明白地告知着他地位的擢升。他被称为"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这种提法,将林彪在党内的地位,提到周恩来的前面,仅次于毛泽东的位置。在新闻照片上,周总理走在林彪后面,排在第三位。林彪以雷厉风行之势,清洗了有可能反对他的军队将领,并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关键重要的位置上。报上报道:在旧军队的高级将领中,揭出一个反对毛泽东的集团。同时,公布了海、陆、空及后勤组织一批新委任的主要领导人的名单。受造反派控制的报刊,热烈欢呼林彪这次改组军队的胜利。
上海红卫兵与造反派开始接管市内的基层领导机构。从报纸天天透露出的消息看出,他们不仅对打倒对象中的顽固派进行斗争打击,而且在造反派内部,也形成各种宗派、为争夺官职而勾心斗角。市内各区都有武斗,各组织的头头经常在变更,因此整个上海仍处于一片动乱之中。囚房里,操场里,不时能听到马路上传来的各种呼喊声,那些通过扩音机传出来的揭发控诉的发言声,能听得清清楚楚。民众这种狂暴行为,使我似乎看到一幕幕人类互相残杀的可怕的情景。我深切地为女儿安危而担忧。
那些造反派头头非但不去控制这种骚乱和流血的事件,反而还似乎对此有所怂恿。一次我在报上竟读到这样的标题:"我们双手染上敌人的血迹,是光荣的。"又有一天,又刊载了林彪提出的:"要革命总会有牺牲,我们不要夸大这种情况的严重性。许多人自杀了,也有许多人被杀。但这种死亡人数,不能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甚至自然灾害时相比。因此我们所得到的,要比失却的多得多。"这种毫无人性的言语,令我为女儿的安危,忧虑致病了。我已不能成眠进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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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肺炎,对狱卒的观察和对环境的思考:

如今,常见到监狱的管理人员及提审员来牢房当班值勤,因为这些人被认为是"知识分子",他们都被排斥在造反组织之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切知识分子,不管是党员还是非党员,都被称为"臭老九"。那时的所谓"黑九类"依次为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及走资派,第九类就是知识分子。这不仅包括那些有学位的大学教授或研究员,也包括教师、技术员及白领职工。在中国文字中,"臭"字是"不光彩"的俗话。一般来说,知识分子总被认为是狂妄骄傲的。对于自己的广博学识,持一种优越感,他们而且极要面子。知识分子在旧时是一贯受到尊敬的。造反派称他们为"臭老九",以示对知识分子及其社会地位的侮辱。
……
出乎我意料之外,只见那位审讯过我的提审员,提了只暖水瓶站在那儿。
……
不过,他不过是个看守所的前任指导员。现在,红卫兵和造反派已将他降为值班看守了。
……
我依旧在床上躺下思索着:文化革命中显然出现了一些反常现象,看守所的指导员和提审员,用自己的热水瓶给犯人送开水,也属其中之一。这种极富人情味的行为,是与他们原来的信念绝对背道而驰的。因为他们认为"第一看守所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专政工具",这是提审员亲口对我说过的。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纵深发展,红卫兵和造反派在他们的总后台的挑唆下,将共产党知识分子也推向敌对的营垒了。
……
还是那晚值班的女看守,就是过去的女提审员,绐我服过磺胺药片,然后令我躺下休息。这时,我听得她在与我对面牢房的一个女犯人在讲话。虽然声音很低,但因为四周实在太静了,因此我仍能捕捉到她们所说的话。令我难以置信的竟是,那女犯人是原公安局干部,与那提审员出身的看守,是公安干警学校的同学。她们在谈论毛泽东的妻子江青,鼓励红卫兵和造反派"砸烂公检法"以后,在市公安局办公室里,就发生了残酷的武斗。她们诉说着某人从窗口跳出去,某人被活活打死,又有哪些人被送进医院了……显而易见,公安局已是一片混乱了,根本丧失了权威性。
听了她们这一番话语,我敢肯定,文化革命将会长时间地延缓下去,那些被清除出党的肯定要致力反抗。尽管就眼前看,那些极左分子得势了,因为他们得到了上面和军队的支持。但除非那些被打倒的老干部都给一一处死——这自然是不可能的,否则,他们必然会伺机反扑的。而且,他们也要在权力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其所能来干扰极左分子的一切行动。我悟到情况是错综复杂的,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不可能解决一些具体事务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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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第一看守所里,企图自杀者很少能如愿的。唯一自杀成功的,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外科医生宋医师,上海一位副市长的儿子。听说他拚命把牙刷柄在水泥地上磨尖,然后用它来割断自己动脉。在毛泽东死后,有人透露说,是造反派把那青年医生投进监狱进行迫害,目的是要他揭发自己父亲。
第二天,开早饭的时间都过了老半天,才给发饭。仍是干饭和煮青菜。下午一块白煮山芋从小窗洞里推进来。这以后好几天里,都是白水煮的霉山芋片与煮山芋两者交替着吃。这让我实在无法下咽消化,因此在那段日子里,我每天只吃上午的一餐干饭。就这样过了一段日子,我已日日夜夜处于一种饥饿状态。饥饿对我已不是一种感觉,而是真正的腹中空空无物。我的肌肉慢慢地消耗掉了,视力也减退了,连最简单的活动,如洗衣服,都已感到力不胜任。
有些看守消失了,新来的看守都挂上了造反派的红袖章。清早、中午及晚上,我总能听到他们高呼着:"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还唱语录歌。在报上,一项中国人民必须执行的新制度,被称为"早请示、午检查,晚汇报"给推出来,要求每个人必须恭敬地在毛泽东像前举行这种仪式。"早请示"是读毛泽东语录中的章节,"午检查"是重读语录,"晚汇报"还是读这本书。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每日必须有三项读毛主席语录的仪式。报上也曾刊发文章讨论过,比如星期天,一个人呆在家里,是否也需要这样做。结论是必需坚持"人前人后一个样",即便病在床上,也不能疏懒。幸而这种愚昧的仪式,只能是革命群众的特权,对我们关在监狱里的"阶级敌人",是不被准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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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受审时,他们总是滔滔地训个没完没了,我除了洗耳恭听之外,别无他法。如此几个回合后,我才悟到他们之所以如此,只是为了表现他们自己是真正的左派,而我,不过被他们作为舞合上的一件道具。因此我得出个结论:即便为上级重用的军队看守,在那有"大胆怀疑"之说的文革中,对自身的安全其实也毫无把握,因为有些长年来一直十分被重用的党员领导,也有顷刻间被打成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隐藏在党内的敌人"。
一天,我们被押往操场,在走出女监时我看见从前那位梁指导员和其他一些人在拆毁花坛。我并不为此觉得不解。因为前日,我就在报上读到一段消息,说毛主席说过:养花种草会消磨群众的革命热情。还说毛主席在中南海花园里,只种些苹果树和向日葵,因为它们有实用经济价值。由此可见,文革时期,个人崇拜已发展到如此严重之地步了。他说的每一个字,不管是否重要,都会立即奉为"指示"。相反,如果没有毛泽东指示,那就什么事也做不成了。
那边几个男女之众在打扫车道,并把一桶桶水送往厨房。从他们的外表及粗鲁的举止判出,他们是在接受监督劳动。我知道,他们是看守所里的党员知识分子,好比梁指导员之辈,他们在此接受这种劳动。毛泽东说过,知识分子只有在艰苦的体力劳动中才能进行改造。
几年后,我听说,在文革中,成千上万的人们,被令放弃城市的工作,到农村通过劳动接受再教育。即使留在城里的知识分子,也在各自单位做普通工的工种。在这种措施下,医师下病房倒尿罐马桶,教授打扫大学校舍里的厕所,美术家和音乐家砌墙筑马路等比比皆是。他们在劳动的同时,还要参加各种批斗会和政治学习班,在那里,他们还得交代所谓的"罪行",进行自我侮辱。毫不夸张,在文革中,极左分子对知识分子的侮辱践踏,可谓史无前例了。它完仝摧毁了中国尊重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那个时候,全国上下,只要读《毛选》四卷以外的任何书籍,都有被指责为反对毛主席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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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讽刺的就医经历之一:

次日,一位青年来给我看病。我告诉他我在发热,而且已咳嗽了两个月了。他说:"你可能得肝炎了。这阵,看守所里患肝炎很多。我先给你验一下血。"
这下可真把我呆住了。一个稍稍懂点医学常识的普通人,也会知道我患的是支气管炎而不是肝炎,可能已转成肺炎了。一个肝脏肿大的人的症状,与我的完全不同。这个青年,究竟是哪一号"医师"呀!我俯下身子从敞开的窗洞里往外打量一下,只见一个不满二十岁的,穿着一身军装的农村青年。我这才恍然大悟。他并不是那种受过教育的专业医生,他来这里当医生,只是受领导分配的。上面就要政治上可靠,而不懂业务的工农来担任此类技术工作。毛泽东曾提出过"在游泳中学习游泳"。看来,这位青年是在履行毛泽东的指示,在"治病中学会做医生"。
那时报上常有关于这类的报导。说是医院里那些没受过专门医学训练的公务员,在掌握了毛泽东教导之后,能为病人施行外科手术并取得成功。当医院里要为患者施行手术时,造反派为了想立竿见影地证明毛泽东的言论的神通广大,就让那些没受过训练的"医生",在手术房里与病人作,"生死搏斗",自己则围在边上朗读毛泽东语录。可是当极左分子领导得病时,却非但要他们自己的私人医生治疗,还要用飞机,把著名的医学专家接到北京为他们治病。这些专家,多为解放前由国外大学毕业的。要是这时,这些专家正逢下放在农村劳动,那就立即可以调回城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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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送监狱医院的路上观察街道,囚犯在监狱工厂劳动:

与十六个月前那个夜晚,我被带入看守所时比,这条车道的变化有多大!那里灯火通明,到处都见忙着干活的人丛,车道两侧的杨柳树边,支着一块块红色木牌,上面写着毛泽东的有关阶级斗争的语录。那些语录是用黄色油漆写的。木牌面对着大门入口处,可能是给那些进看守所的犯人制造一些恐怖气氛。在军营屋顶上,悬挂着一面大红旗,上面用白漆写着三条语录:"打倒美帝国主义分子!","打倒苏联修正主义分子"和"一定要解放台湾"。几个供射击练习的靶人,都穿上洋装给悬挂在木杆上,它们衣襟上分剐写着美国总统,苏共总书记及台湾国民党头目的名字。那些解放军,就对着它作作刺杀练习。当其中一个战士一个箭步迎上去,将刺刀杀向靶子时,全体战士都屏声呼出一个震耳的"杀"字。
幽幽的夜色之中,上海街道几乎不见人影。从看守所到提篮桥监狱医院,路相当长。一路上,只见到稀疏的行人,紧裹着棉大衣,顶着呼啸的西北风,在人行道上踟踯而行。我虽然病得厉害,可因为已有好久没看见上海的街道了,所以我还是打起精神,想借此机会,观察一下这个城市究竟有了怎样的变化。我还希望,能从中推测体会一下,女儿在现今的生活。
到处都是破坏留下的痕迹;烧焦的大楼里,嵌着一只只黑窟窿似的窗口。路上不时能见到连根拔起的树木,被丢弃在一边的汽车。垃圾随风四扬。垃圾堆边,徘徊着几个影影绰绰的人影,那是觅宝的拾荒者。交通灯已停止启用了,建筑物巳贴满各种标语语录,有的都贴到公共汽车和卡车身上。也有用粉笔写在人行道上。解放军代替民警在马路上巡逻。几辆满载着头戴钢盔,手持铁棒的造反派的卡车,风驰而过,他们一边还高喊着口号。
提篮桥是上海市区的一个地名,上海市监狱所在地。时间一长,"提篮桥"三字便成为"监狱"的代名词了。整个监狱的空间很庞大,占有好几亩地。那些经过市里几个看守所审讯后,并已判刑的犯人,便送往这里服刑。其中有政治犯,也有一些认为不适宜送往劳改农场的一般犯人,他们可能是因为体弱年高,已不适宜体力劳动,或是因为有什么特殊才能可以发挥。没有人确知整个监狱关押有多少犯人,但估计,约有二万以上的男女囚犯,在各个监狱工场里劳动。这里生产有算盘、纽扣等产品,有些产品还远销至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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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讽刺的就医经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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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着她走进就诊室,那女看守,已在那里与一位中年医生说着什么。房间颇大,正中生着一只火炉,一壶开水在咝咝作响。一张张小桌围炉而置,医生们就坐在各自座位上看病。这里根本不顾及中国的传统礼仪,毫无遗掩,男男女女的病人,就当众脱下衣服,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检查。医生和病人之间扯着喉咙大声讲着话,一片喧哗。当时我只以为这种不文明的行为,不过只是对犯人而已。不料待我释放之后,才知道,在文革中,全上海的医院都是这样一个局面。
……
"这样的地方,每个人迟早会患上这种病,那是无法避免的,我们互相交叉传染;想想看,二十个人挤在一间牢房里,睡觉时,互相挨得紧紧的,怎能不传染?伙食又这么差,劳动量那么重!"
"你要参加劳动?你干些什么呢?"我好奇地问她。
"缝纫。每天劳动十小时以上。一周六天,我都在缝羊毛背心扣子,开纽扣洞。因为这些产品都要出口的,因此要求很高。我每月可以挣得几块钱,买点肥皂草纸。我丈夫没有能力再支付我的零用钱。我们有三个孩子。"谈到自己的境况,她不禁悲从中来。只见她低垂着头,几乎要哭出来了。但她还是坐在我的床边。我知道,她是希望有个人跟她谈谈心,对我来说,被隔离了这么久,有她在我身边作伴,也觉得很是安慰。
"我原是一家工厂的会计,我丈夫是同厂的技术员。那工作蛮不错,但我自己不小心,把它弄丢了。"她幽幽地说。
"是在管理银钱出入时犯错误了?"我问她。
"不,我不做那样的事。我只是批评了我们的党支部书记。后来有人去报告了,他们就把我揪了出来。我不但不向支部书记道歉,还不服气,与他们抗争,又批评了他几句,我真太不懂事了!那支部书记发火了,把我的名字列入厂里的反革命名单里。我被判了十二年。"
"你可以向上级法院上诉吗?批评党支部书记并不是太严重的错误,十二年的徒刑太长了。"
"这又有什么用呢。上级法院所做的,只是把案子再推到我们支部书记那里。公安局总是和支部书记站在一边的。你知道,古话说过:官官相护嘛。"
"你在这里已很久了,待刑期满了,你们依旧可以全家团圆的。"我试着安慰她。
"我已快满刑了。希望再见到他们时,孩子依旧还认识我,丈夫也没有其他女人。"
"在规定探望日子,他们来探监吗?"我知道己判刑的囚犯送至提篮桥后,每月准许家属来探望一次的。正因为如此,许多长期搁在看守所的囚犯,宁可作假交代而判刑,至少他们可以见到自己的家属。
"没有。我判刑之后,自己立即就要求他们与我划清界限。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丈夫保住他自己的职务,保护我们的孩子。你知道,他们对待反革命家属是十分残忍的。我和丈夫感情很好,我们是自由恋爱结合的。当我提出要他即刻与我离婚,并不要他来探望我时,他哭得很伤心。他说我们就假离婚吧,其实他在等着我。"
我实在为她难过,但不知该说些什么才能安慰她。她沉浸在自己的悲哀之中,久久没有出声。然后,她转了话题:
"你遇到那个女医师看病,那真是你的运气。她的医术很好。听说她毕业于美国一所世界闻名的医学院。这位医生十分和气,也体贴病人。我初进来时,她也是这里服刑的一个犯人。刑满后,她又回到这里来工作。听说她是自愿要求来的。在这里呆过的人,在外边是很难做人的。人们都不愿和刑满释放分子交往,单位领导也不敢分配他们合适的工作,更没有提升的希望,他们已成为一个有污点的人,总得受人歧视受人詈责。一旦成了反革命,便永远是个反革命。在监狱中受苦煎熬,出了监狱,也是无尽头的受苦煎熬,家属也陪着一起受罪,我在厂里冷眼见过这种情况,现在,我自己也置身其中了。有时,我真害怕离开这里再回到外边世界去。"
听说那女医生原也是提篮桥的犯人,我大吃一惊。真没想到,她那善良的外表后面,竟蕴藏着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不讨现在想起来,她的双目中除了温和与善解人意外,的确还深藏着一种别样的目光。对人生,她似有着一种独特的理解,这令她表现得超然的睿智及宽容。
"她是响应人民政府号召由美国回来为人民服务的。她在那里本有个很好的职位,但她放弃了它回国了。我初见到她时,她讲话仍像外国人一样坦率。像她这样,当然会有麻烦的。"她说。
一九五〇年初,人民政府通过海外华侨中的代理人及同情者,秘密动员居住在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结果这一号召广泛地激起了海外各地华侨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特别在美国。各行各业都有相当一部分人士响应了号召。他们放弃了很为理想的职业及舒适的生活回到了中国。岂知事实上,他们并不受欢迎。有些领导对有"海外关系"的人,猜忌怀疑,对知识分子持有偏见。这样的政策,使回国的知识分子顿陷困境。由于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可能让他们再回到美国。因此,他们唯有尽力适应中国的情况。有少数人去了香港,但大部分还是留在中国,接受了分配给他们的工作。许多人在反右运动中受到打击。即使在反右中幸免于难的,到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也被一网打尽。只有部分幸运者在周总理的力所能及的保护下才免于遭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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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党内的斗争路线

健康不断恶化,努力锻炼,运动和背书:

自一九六七年冬天我患了肺炎后,健康情况开始恶化了。由于长期缺乏营养、日光和新鲜空气,我的体力无法全面恢复;而且,我已无法长时间集中精力来研究思考问题,再要想对事物作出正确的逻辑推理,已甚感累人。我开始体会到,为什么赤贫,会导致目光无神和行动迟钝。我十分明了,精神及体力的衰竭所引起的一系列症状,令我的键康状况趋向崩溃边缘。但思索能力的衰退,较之大把头发脱落和牙龈出血,及体重的大幅度下降,更令我感到恐惧。还有,那因彻底隔绝人世而引起的心理变态,也在为我敲起警钟。我既感到绝望,还受饥饿的折磨,但那种粗劣的伙食又实在令人难以下咽。
监狱大墙之外的情况,依旧一片混乱,虽然军队参加了文化大革命,但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暴行及派性斗争,仍不间歇地一直持续到一九六八年,好像红卫兵和造反派被批准掌权之后,北京中央已无力控制他们了。混乱的形势没有缓解,即如看守所,也无法纳入正规之道。没有人负责认真地处理我的问题。我只能呆在牢房里等待着。我真担心,自己会熬不到问题解决之时。这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
我坐在床沿上直喘气,心想如果我决心要活下来的话,必须进行体力和脑力的锻炼。决心下定以后,我便站起身子,可眼前一片漆黑,就像瞎子一样。我只能重新坐下。但就从那天后,我自编了一套操练动作,它能令我从头项到脚尖,都得到全面的活动。我每天操练两次。开始,完成这套操练令我很乏力,我只能做做歇歇,而且还得提防被看守发现。因为一在囚室里,除了每天饭后的规定活动以外,其他一切活动都是被禁止的。即便如此,我依旧每天按时锻炼。如是几个月后,我的体力居然有所恢复,自我感觉也有了好转。
至于对脑力的锻炼,我就采取背诵毛泽东的一些文献。我认为此举可以帮助我了解他的思想。如果我以后再被提审时,就可以熟练地运用它们来进行辩论。我最喜欢读有关他论述游击战争的文章,他反复强调无论处于何时何地,都必须争取主动、先发制人的重要性。只有如此,才能使装备简陋落后的游击队,击溃先进的正规军队,以取得胜利。虽然他那错误的经济政策,曾几次使中国的经济趋向崩溃的边缘。但他那有关游击战争的学说,令我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是位才气横溢的战略家。他那有关游击战争的论点,我想是以共产党军队的作战经验为基础,用敏捷清醒的思维能力完成的。但话又得回过来说,每天花费几个钟点来阅读毛泽东著作,对我这样一个受迫害者来说,多多少少是不那么舒畅的。
因此,我就改背学生时代背诵过的唐诗。令我惊异不已的是,我竟然述能把荒废了几十年的诗词,从记忆深处重新挖掘出来。收寻原先以为早已忘记的诗句片断,再将它们拼成一首完整的诗词,真是十分令人振奋的。唐代大诗人的不朽之作不仅加强了的记忆力,并使我得以在幻想中,摆脱囚室的残酷现实,朝着另一个美好的自由天地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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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衅狱卒,受殴打:

我为着精神的健全所作出的种种努力,是一种十分成功的措施。但有时,饥饿及忧伤对身心的吞噬,会动摇我争取生存的信念。每逢这种时候,我就不得不依赖与看守之间的矛盾,来刺激自己的抗争精神。
"报告!"我走到牢门边使劲叫着。
"什么事?"看守慢吞吞地踱到我门口,懒洋洋地说,"跟你说过几次了,不要大声叫喊。"
"还得等多久政府才会调查我的案子?把一个无辜的人关在监狱里,是犯法的,也是违反毛主席的教导的。"其实在他的四卷著作里,从未提过这方面的话。但我确认这些半文盲看守根本不会全面读过毛泽东著作。
"嘘!不要大声喧哗。国家会依次处理你的案件,监狱里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但我在这里已呆了很久了,我要求见审问员。"我故意放开喉咙说。
"轻点!你不能大声喧哗。审问员很忙。"其实我很清楚,根本没有审问员在工作,她也明知我了解这一情况,但大家只是心照不宣。
周围是一片反常的肃静,我们的声音传遍大楼四角。我知道,其他犯人都在倾听着我们的对话,因为这是她们唯一的消遣。我也深知,当她们听见有犯人在向看守挑衅时,会觉得高兴的,因为我自己也有同样的感觉。这样做,我会觉得,在精神上.我与她们已结合在一起了,从而不再感到是孤单一人。这种无言的共鸣鼓励了我。虽然我会因为大声叫嚷而觉得疲乏,但我仍坚持鼓足精神。
"我是无罪的,我从未犯过罪,我从未做过反人民反政府的事。你们无权囚禁一个守法的公民!我要求恢复名誉,要求向我赔礼道歉!"我放开喉咙呼喊着。
"你疯了?安静点。"看守火冒三丈地吆喝着。
"我没疯,那将我送进监狱的人才是疯子。"
"你捣乱要受罚的。"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过,另一个看守来帮腔了。他说:"你现在进行捣乱,就是犯罪!"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摆事实,讲道理,'我是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是无罪的。我没有犯罪。"我高声争辩着。
"出来!"
那青年看守打开牢门,把我押到监狱大楼 那头的一间房里,这样,我们的争辩声不致会传到别的犯人那里。有时当我实在感到疲惫不堪之时,就只能作些让步而停止开口。但也有时,我的持久力已超过看守们的忍耐心了,这时,她们就用暴力来制服我,拳打脚踢的。她们叫我为"疯老婆子"。她们也常因为我的"疯病"而头疼。但她们却从未了解我向他们寻事挑衅的真正目的。在我囚禁的六年半里,每当由于过度的焦虑而折磨得无法食眠时,我便会借故向看守们挑起争端,渲泄一通!
虽然因此我的手臂被扭得青肿疼痛,双腿被大皮靴踢得伤痕累累,但在与看守的争端之际,我从中体会到一种富有幽默性的快感,心情也就会平静下来。但慢慢的,情绪又会重新变得焦灼不宁,我渴求着与人交往,即便与看守争端闹矛盾,也比彻底与他人隔绝要好受一点。另外,抗争,也是一种积极的举动,比忍耐、压抑,都容易振奋人的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优良品格。我的许多友人,在文化革命中,就是仗此战胜了红卫兵和造反派的迫害,他们活下来了。对我个人来说,也只有以积极的抗争,作为兴奋剂来激励自己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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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蛇出洞”,囚室来了新狱友:

我被隔绝了这么久,我渴求着与人交往作伴,正如沙漠上的迷途者渴求水源一样。那新来者的出现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顿时感到精神一振,并准备作出欢迎的反应。但我即刻意识到,极左派向来热衷于声东击西,因而提醒自己不要光看表面现象,这样一想,就重新坐回原处,低头看自己的书,一边在心里思忖着这一突发的情况。因为强制执行军管后,文化革命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看守所的工作量有所松懈,很少再有大批犯人被投送进来。我估计,看守所里的犯人人数只有在减少。因湖在室内活动时,我已听出,楼上囚室里的脚步声也已显然减少了。而在这个时节,却要将一个犯人塞进我的囚室,看来并不是意味着因为犯人太拥挤了。因此,我必得耐心等待,以期真相大白。
那位新来者一边整理着自己的东西,一边却不时偷偷地看看我,好像希望能与我的目光相触。
"你来这儿有多久了?这里还可以吗?他们打人吗?"她终于压低嗓门说着走过来,在我身边坐下。
她所说的令我困惑不解。她不像个吃得饱饱的过得好好的新入狱的囚犯。看她的脸色白里透灰,说明已被囚禁了相当长的时间了。由于缺少蛋白质,她的头发疏少稀薄,且枯焦得像稻草似的。她的衣服,披在与我一样的让饥饿给掏空了的躯体上。一双黯淡无神的眼睛中,偶尔迸出一丝奸诈和惧怕。
……
假若我对监狱内幕十分稔熟的话,其实即刻就可以识破她演的把戏。但只是在好几年后,我才了解,按公安局规定,是不可以在一个囚室里关两个犯人的。集体囚室中,至少得关三个人。因为监狱当局认为,三个人谋反较之两个人,要难一点。
我继续坐在床沿上,冷眼等着看她下一步的表演。可是她除了揩油用我的手纸和肥皂外,就再也不试图与我搭讪了。
……
我常从扩音机里听说,许多人就是为了批评文化大革命及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而被判长期囚禁,所以我知道这种言语,是十分严重的罪行。她这样随便暴露自己的观点,是不正常的,除非看守授意她如此,以作为诱饵引我与她产生共鸣。因此我只是回答道:"不要发牢骚,你为什么坐在这里讲个没完,而不去学习"毛选"呢?要是给看守发现了我们在互相交谈,她们会惩罚我们的。"
……
出于本能,我的眼睛往门上的窥孔里扫了一下,那边没人在监视我们。颂扬国民党,是个多么严重的罪行。我已十分肯定,她是受军队看守之命而如此这般行动的。可能那个看守是个左派分子,她迫不及待地欲加罪于我。我说:"你不许胡说乱道,我会汇报的。"
但她并没觉察到我已有所提防了,还是一门心思地怂恿我讲反动话。
……
"我是基督徒,一个基督徒,只能爱人,不能恨人。我们甚至还应该爱我们的仇人。"我跟她说。
我发现她十分不理解我,为什么说还要爱我的仇人。只见她自负地一笑,然后似乎为了争得我的信任,突然冒出一句:"我也是个基督徒。"
"那太好了,我们一起来背诵主祷文吧。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们以你的名为圣……"但她没有跟我一起往下背,却显出一副不知所措的狼狈样。
"你不是基督徒,不用假冒基督徒。"我说,"不过这也没关系,我来教你念主祷文。"
她摇摇头,却也没有钻这个空子去汇报我散布宗教迷信。
我想她的文化修养尚没有达到这种水平足以辨别,我教她念主祷文,对这些极左分子来讲,与汇报我有反党言论是有同等价值的,都会使他们感到兴趣。文化大革命初期,对信徒的处罚是十分严厉的。红卫兵的第一项行动,几乎全是捣毁庙宇和教堂,惩罚僧尼和神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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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躲过狱卒计谋,受到殴打:

开始我的心陡地沉了一下;因为每次宣布死刑总是很可怖的。可是在不经心抬头之际,我瞥见窥孔后,还有一只眼睛在窥审着我。倏地,一个念头在我心中忽闪而过:那女人既非特务,也根本没人指控她为特务,假如我现在表现出紧张或恐惧之情,那些家伙就会当真以为我犯罪了。我泰然地望着牢门,随便、自然地倚靠在被铺上,表现出一副正在集中思想收听的神情。
扩音机关上后,那看守打开小窗把我叫过去。
"你听到宣布的死刑吗?"她问我。
"听到了。"
"你是怎么想的?"
"因为她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她罪有应得。"我信口说着。
"你得把你自己联系起来好好考虑一下。"那看守向我推出。
"我看没必要联系,她是个真正的特务。可我不是。我等待政府给我澄清甄别。"我回答。
"你一点不老实。"她说。
"恰恰相反,还有什么比相信人民政府更老实?"我反驳着。
她将小窗关上,但仍在窥孔里张望着。我拎起一本"毛选",身子也不挪动一下,就静静地看我自己的书了。
睡觉时间快到了,那军人女看守打开了牢门,一个劳改的女青年进来,把那同室囚犯的东西收拾好,再重新将那张床叠起来,然后拿着东西就走了。这说明那个女人还活着。那样的隆冬之夜,如果她不想被冻僵的话,一定需要棉被,所以她们必得替她取回去。
我想看守一定很信得过她,所以才分配给她这个任务来引我上钩,她肯定属于那种懦弱无能的人。她们一定应诺她,如果能在我这里抓到些什么错误言论,就可以对她作出一些宽大处理。但她失败了。因此他们只得改变手法,佯称将她判了死荆,以此再对我恐吓威胁。
劳改女青年离开后,那军人女看守就进来了。
"站起来!"她在离我约一尺之地立定,对我大吼一声。
我刚站起来,她就抽了我一个耳光,痛得我眼泪都要出来了,但我竭力不让它们掉下来。我只是两眼漠视着前方站立着,只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这更激怒了她,又是一个耳光,还用皮靴猛踢我的大腿。"给我站着不许动,你不会有好下场的!你很聪明,是吗?帝国主义者把你训练得很能干,是吗?但你是逃不掉的,无产阶级要消灭你。站那儿!"
她把门一摔,上了锁,噔瞪地踏着步子走掉了。
夜班看守上班了,按常例,一一检查了各间囚房,待轮到我这间时;问:"怎么还站这里?"
"我被罚了。"
"哪个?日班的看守?"
"不,是另一个。
"别胡思乱想了,快睡吧。"
看来,她好像不了解情况,可能她对绐我设圈套之举并不知晓,那或许只是看守所里那些激进分子所想出来的。
"我永远也弄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自言着。但我很高兴,总算不用站上一夜了。
我的脚踝上给踢了一脚。因为那里棉裤遮盖不到,因此伤口比较严重,皮给踢破了,伤口突突地直作疼。我脚上的羊毛袜不太干净,另外仅有的一双还晾着未干,我担心伤口会感染。"怎么办呢?"我问自己。我根本无法在这一无所有的牢房里,找到可以用以处理疮口的代用品。忽地,我的目光触到了那支牙膏。我想牙膏有点消毒的作用,因此,我就在伤口上涂上厚厚的一层牙膏,再在上面覆盖着一方从旧衬衫上撕下来的布,用仅剩的一块手帕将伤口扎好。
整整一晚,那阵阵作痛的脚脖子,折磨得我无法安睡,我好几次从梦中惊觉,不是梦见自己成了个无法行走的跛子,便是在梦中又受那个女看守的踢打。
饥寒交迫的煎熬,无望的等待,对自由的渴求,还有对女儿魂牵魄系的思念,以及来自那女看守不堪的侮辱,如此种种,令我悲愤不已。但待次日早上起身时,我已不再感到郁郁寡欢,而只觉得体内积压着什么几乎就要炸裂了。目前,对我来说,那些讲文明的美德,如仁慈、宽容乃至一点点的幽默,都成为我渴求不到的一种奢侈了。那些极左分子煞费心计地在耍诡计,以置我予死地,但我不能束手待毙,我也要想方设法拿出我的对策。
虽因睡眠不足而觉得有点疲乏,但我的思路还是清醒敏锐的。脚脖子肿胀得疼痛难熬,我还是不停地在囚室里来回踱步,按捺不住地想再次向这批极左分子挑起一场交锋。那些家伙在我的身上,我的友人及其他受害者的身上所干下的那些伤天害理的事,令我越想越觉不平。我就是要报复!

再度受审,审讯者暴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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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地牢门开启了,似是上帝此时来临,满足我的渴求,赐给我一个交锋的机会。"出来受审!"一男看守大声喝叫着。
我拿起语录本转身就走,一跛一瘸地跟着走得飞快。
喇叭里正在播放《人民日报》社论,解释着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在我跟着看守穿过楼面时,一路上,都是播音员那敬畏虔诚的嗓音,在诵颂毛泽东的言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泽东的威严的权力,就像一条严严实实地紧裹着中华大地的毯子,铺天盖地,一处不漏。我暗暗提醒自己要谨慎小心,万万不可流露出任何会被认为是反毛反党及反政府的言论,否则,便会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这样,这些极左分子就会在我身上捞到稻草了。我给自己定下一个策略,就是坚持批评主办我案子的干部,没有按毛泽东的政策办事,而这些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必要时,我可以说些违心之言,即使我不赞成毛泽东,但也要表示出我是支持他的,就像其他中国人一样,为了求得生存,天天都是这样装着假。我再告诫自己,仅仅与他们对抗还不行,一定要智斗巧斗才行。
提审室所在的大楼入口处,挡着一幅蓝色的棉布门帘。那些看守不再是无精打采地倚靠在门口小房间的椅子上,而是肃然挺立着,随时待命。解放军们在走道里巡逻着,几个穿蓝制服的人,在敞着门的提审室里出出进进。看来,这里还刚刚上班,我是第一个被提审的。想到昨夜发生的一切,我预料到这次交锋,凶多吉少。因为那批家伙的阴谋落空了,他们恼羞成怒了。我再次告诫自己既要机灵又要有胆量,无论如何,我要他们自己来暴露自己,暴露得越多,就越容易拆穿他们的西洋镜。因为这其中还有许多问题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实行了闭关自守,与西方国家完全隔绝。这些人只是从国家的宣传中来认识西方各国,而那只不过是对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无休无止的批判,其中包括在朝鲜战争及最近的越南战争中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大肆攻击。要拆除我与他们之间的这种由成见和愚昧无知建起的铁墙,是一十分艰难之举。我几乎有点绝望了。但假如我想争得自由并澄清我的不白之冤,我必须尽力试一试。
……
我发现即使极左分子的骨干,也有人仍对刘少奇心怀同情的。这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决定将我们之间的对话拖延下去。
……那位审问员说着,一边擂着桌子。
我忿恨不已,竟然也冲上去对着倒们擂桌子。他们都猛地楞住了,"嗖"地一下全站了起来。
那位军人从枪袋里拔出了手枪,将枪口对着我大喊着:"你知道你在干什么?"
我站定在房间正中面对着他说:"要是你有确实的证据证明我是有罪的,你可以立即枪毙我。"我们两人就这样面对面地相持不下,这时,其他人都呆若木鸡般地在一边看着,谁也没开腔。
……
"我对形势很了解。我认为对真正的敌人,确实应该加以惩罚。但你们不能把根本没有反政府的无辜者错认为敌人。我要求你们全面彻底地调查我的案情,假如你确有证据表示我不老实,真的犯下了反政府反党的罪行,你们可以判我死刑。但假如你们发现我是无罪的,那么政府必须向我道歉,并且应在报上刊登道歉启事,公之于众。"我正色说道。
"道歉启事?"那年青工人一脸讪笑嘲弄之情说,"你以为你是谁?别把你自己看得太重要了。"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虽然我不是当官的,但我是一个中国公民。"
"你又在重提修正主义的论点了,怪不得你要保刘少奇,他确是你的后台老板。人类不可能平等,自人类划分成互相敌对的两个阶级,得胜的阶级就得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被征服的阶级。只要存在阶级,便不会有真正的平等。"那审问员说。
"你的意思是,你根本不愿顾及法律,就会惩办一个无辜的人,仅仅是因为那人是资产阶级?"
"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假如有必要,就得这样。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敌人,但我们希望对大部分的资产阶级分子实行改造,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那些拒绝改造还要反对我们的,当然就要叫他们灭亡。不管怎么,无产阶级制定的法律,就是为本阶级利益服务的。"
"既然如此,那很简单。因为你们已把我列为资产阶级的一分子,我又年老体弱,无力再以劳动来自食其力。那么,你为何不干脆枪毙我以一劳永逸呢?还花什么时间来审问?"
"我们要你交代,是因为你的问题还涉及到其他一些人。你个人不足为奇,我们才不管你是死还是活呢。"那审问员冷漠无情地说。
还牵涉了其他人?他们是指谁昵?我感到更加迷惘不解了。
"涉及到一些人?你是指亚细亚上海办事处那些旧职员吗?"
"当然不是。他们算什么?和你一样微不足道。我们要了解的,是那些指使你和其他像你一般的家伙,为了帝国主义的利益来暗中破坏我们国家安全的幕后策划者。"
"你们这是指谁?刘少奇?我保证我从未见过他。"
"刘少奇是其中之一,但现在他已不起作用了,不过还有其他人依然在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尚未被揭发出来,是他们制定的政策,让你们的阴谋得逞,为帝国主义利益来从事反对我们国家的活动。"
真不可思议!原来他们对我进行迫害,对亚细亚指控,却不是因为排外主义,或执行阶级报复。情况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看来他们的对象,是制订准许外国公司在中国营业的政策的共产党领导干部。假如他们把我和其他类似我的人,给打成外国间谍,那么他们就可断言,准许外国公司在中国经营业务,就是为外国代理人进行间谍活动提供据点和温床。不管怎样解释,我已成了共产党内部势不两立的政策交战中一个人质了。在我与他们抗争辩解时,我是在维护共产党内部某些我既不认识他们,他们也根本对我毫无所知的高级干部。这种微妙的状况不禁令我啼笑皆非。这就好比是一幅印象派画像,只有知晓其中奥妙的人才会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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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据理力争坚持无罪,本次受审结束(下午还有);受到看守意外善待,理性分析原因:

"我丈夫之所以留在上海,是因为他希望人民政府能把久经战火折腾的中国,从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中摆脱出来,为中国人民建立一个富强的新中国。我和丈夫都是唯心主义者,对阶级斗争也毫不理解。毛主席的文章在上海,只是在地下党中传阅。有些文件,我们在大学任教的教授朋友,也曾给我们阅过,其中似从没提到过阶级斗争,毛主席只提出过要组织统一战线,联合所有爱国的中国人。"我向他们解释着。
"那个时期这种政策是正确的,目的是团结资产阶级从而暗中摧毁国民党统治。待国民觉彻底失败后,自然那样的政策就不适用了。不管在怎样情况下,我们总要先团结次要的敌人以集中精力打击主要的敌人。当主要敌人被打倒之后,那次要敌人便被上升为新的主要敌人。所以斗争是长期存在的。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
我无言以答。我从前没有能看到这点,是我自己的过失。
……
"民主党派是美帝国主义者的工具,他们的头目妄想在中国建立议会制度,与共产党分割统治权,他们是痴心梦想。没有军队,政治家会有什么作为?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众多民主党派领导都沦为右派,他们罪有应得。"
"一九四九年,他们曾为共产党做了不少工作。"我提醒那审问员。民主党派一些领导人的命运,正是极左分子"有事有人,无事无人"的干部政策的一个典型,让人听了不寒而栗。
"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那审问员又开始宣扬辩证唯物主义了。
"我明白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我飞快地打断了他,免得再听那番陈词滥调。
……待我回到囚室时,那值班的女看守告诉我,我的那份米饭已给我包裹在毯子里保暖了。她还说如果我需要的话,她还可以给我一些热开水。
虽说我一直认定她是最和气的一个看守,但我还是为她那富有人情味的关怀而觉得受宠若惊。一盒白饭和青菜给包在一块毛巾里,再塞在毯子里,还有点微温。过后那看守又拿来了热水瓶,就着小窗斟给我一杯开水。我在床沿边坐下,一边吃饭一边回忆分析着上午的一系列情况。
看来他们五人中,那审问员的文化水平最高,也最机敏。只消看他那副自以为是的腔调,就可推知,他是个共产党的老干部,但他是否真正的左派人物,我倒也无法确定。但身为审问员,无疑就必定是为左派所重用的。那老工人不会是真正的左派。可能他只是代表工宣队的。因为他是个工龄较长的产业工人,选他这种人当工宣队代表,不过只是装装门面而已。那做记录的青年,则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我看他仅是把记录员当个职业而已;因为当我在为刘少奇辩护时,他一点没表示出丝毫怒气。唯有那个青年工人和解放军,才是真正的"左派"。他们的外表和举止,都是典型的极左时代的青年。他们出身于贫苦的家庭,经过长期的政治熏陶,已失却自己全部独立思考的能力。
而女监值班看守的举止最令我生奇。我拼命回忆,究竟早上做了些什么而令她对我产生如此的好感?我一边咀嚼着又生又硬的菜皮,一边苦苦地思索着这令我颇感困惑乏事。我想我所做的唯一较为突出的事,就是为可怜的刘少奇讲了一些话。她如此厚谢我,是否因为我讲出了她自己——一个监狱看守不可以讲的——心里话?
回顾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共产党人也不例外。当一位共产党领导失却他的尊严时,那些长期为他工作的人,不管他们的关系怎么疏远,也会觉得不体面的。自从市公安局被极左分子彻底砸烂之后,在第一看守所中,肯定存在一批人,因着他们的命运与刘少奇的路线联系在一起,从而对他产生同情。假如因为维护刘少奇而能在监狱里得到较好的待遇,以及一种出于人道的关心,那倒是很值得这样做的。如是可以争得一个较好的机会来保持我自己肉体的生存,这对我来说,是眼前的头等大事。但当我出于种正义感的冲动,为刘少奇辩护时,并没有想到会这样的。

@Florence @reading 巫宁坤的一滴泪,因为爱国回来教文学结果变右派,还有伤痕文学里的那些事,人生最好的三十年,谁会甘心呢,我们这一代也迎来了破裂。

@ovada0407
一心奉献却被迫害折磨,肉体痛苦、精神绝望,报国的热情、对手足的关爱在政治斗争下被一点点碾碎,随自己的生命消逝、亦被他人忘却。

再度受审,审讯者暴露目的: 

@Florence @reading 这一番推理好强啊 我根本没看懂对方想要什么

再度受审,审讯者暴露目的: 

@civetkikyou
是啊,精准利用毛选内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很强(有很多太长了我就没摘),她思维清楚、逻辑也很强(在健康衰退后也有意锻炼体力和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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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呜 w(> ʌ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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